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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他看透了国民党色厉内荏的本质。他虽然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对于国民党，他是抱着嘲笑的态度的。

    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他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

    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做事。

    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当时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中国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大一统思维，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土壤。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

    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是干练，第二就是世故。

    凭着这两条，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袁世凯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

    而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时，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忙于向外国借钱。

    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

    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逸仙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